宛平縣社學有十六所，分散于宛平四周，以移民子弟為學子。
張博志與孫舉文因為一場“豪賭”，那自己從鎮江送到了北直隸，承擔起了教育重任，考慮到社學之重，隸屬于縣、州、府，行事處處受制，很容易重蹈明初覆轍，兩人曾在一月份上書朱允炆，提議將社學、縣學、府學獨立出地方，即：
社學隸屬于縣學，縣學隸屬于州學，州學隸屬于府學，府學隸屬于國子監，國子監隸屬于禮部。
朱允炆親筆回信贊賞兩人的提議，并表示會慎重考慮，希望張博志與孫舉文等人先打好社學基礎，招攬好百姓子弟，以做到“弱冠以下，務必進學”。
張博志經歷過洪武朝，知曉當年社學出過多少的問題，背后有多少的不堪回首。
受制于洪武朝的高壓政治與官僚統治，社學只是一個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甚至還成為了官吏迫害百姓，撈取好處的一大手段。
社學沒好處可以撈？
呵，太天真。
這個世界上，官吏但凡想要弄點好處，螞蟻縫都能摳出錢來。
首先社學是有名額的，比如五十個名額。
其次，有愿意讀書進入社學的，問有錢沒有，沒錢，滾。你家有錢，好，啥，孩子來了卻不想讀書，想玩？沒關系，有錢就不需要讀書。
最后，哎呀，不夠名額了，找人吧。比如種地的，經商的，沒空讀書的，逼著對方來社學，不來都不行，啥，給錢，哦，那什么，我們換一家接著請，社學都夠名額。
朱元璋對這些事的定性是“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
當然，社學在當時不被歡迎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課程設置有些無稽，以《大誥》為主課，不說《大誥》里面的黑暗暴力元素，就說《大誥》這本書，實在是寫得文理不通，思想昏亂，詞語鄙陋，語氣狂暴，態度蠻橫。
可以斷定，《大誥》絕對不是哪位儒生搶手寫的，而是朱老板親自所寫。老朱什么文憑，還寫書……
作學問，怎么可能拿如此書當主課，這還怎么教導孩子？
社學辦不下去，純是折騰出來的緣故。
但朱允炆的社學與朱元璋的社學迥然不同，首先在課業上，取消了《大誥》與《大明律》，就設置了三門課業：
儒學、數學、雜學。
沒有任何強制要求，準許先生談古論今，準許先生用自己的方法教學，取消了硬性的體罰。
最讓張博志感覺到舒心的是，朱允炆不僅給予了先生相應的待遇，還免除了其家人徭役，給予了先生極大的尊重與禮遇。
眼下雖然朝廷還沒有明文規定，但張博志與北平布政使張昺商議過，一致認為社學對標縣學，即想要參與科舉考試，除了舉孝廉之外等特殊渠道，必須先通過社學進入縣州府學，然后進入國子監或直接參與科舉考試。
只有這種向上升的路徑確定下來，固定下來，百姓才會真正重視起社學，愿意將孩子送到社學中來。
事實上，開春時許多百姓寧愿自家的孩子種地當勞力，也不愿送到社學中來，還是張博志帶人勸說了許久，說了無數的話和道理，這才讓社學有了生機。
張博志走訪過許多百姓，也了解過百姓不愿送孩子上學的原因，歸納為三類：
其一，勞力，干活。
五十畝地啊，生了娃不就是為了種地的，讀書，那是啥東西，祖上八代都是農民，不是讀書的料。
其二，學不出來。
天下學子無數，考試難度那么高，朝廷三年才取那么幾百人，分散到全國，能有幾個是移民的孩子？與其當個書呆子，還不如早點干活，存點錢娶親生子，繁衍后代。
其三，心疼孩子。
說先生體罰孩子，鞭撻繩縛，若待拘囚。
這點張博志沒辦法反對，也反對不了，在洪武朝時，一些縣州府學，包括國子監，對學生的體罰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國子監因為在京師，受到的關照最多，不過他們比較幸運，體罰不多，砍頭的多……
以至于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仇寇而不欲見”的場景，不過這種問題在洪武后期得到了緩解，原因是朱元璋的精力大不如從前，沒空管教育這塊。
為了徹底打消百姓顧慮，也為了規范社學，張博志、孫舉文連同上百名“社師”，經過一個多月的商議，編寫了一份《社學教條》，而這也成為了大明第一份規范社學發展的倡議公約。
在京師的朱允炆正翻看著《社學教條》，這是一份地方性公約性質的倡議，但此時此刻，朱允炆決定將其略作修改，形成朝廷文書，公之于眾。
“這份《社學教條》是北平布政使張昺送來的，張博志、孫舉文等先生倡主筆所作，其中內容解決了社學諸多問題，朕以為可行，你們看看。”
朱允炆對內閣解縉、國子監祭酒楊士奇、司業李-志剛三人問道。
解縉三人看過之后，連連點頭。
楊士奇稱贊：“此《社學教條》開篇明義，調理明晰，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核心，適合社學學子。”
李-志剛表態支持：“國子監革制在先，天下府州縣跟之，然許多地方社學依舊遵循洪武時期的規制是不妥的，當改弦易轍，對標縣府學主張。”
解縉低著頭審視著《社學教條》，肅然道：“張博志、孫舉文主張遵循因材施教，視孩童實際而教學，不以教學而教學，是為大才，大智慧。”
朱允炆欣慰不已，道：“你們看其才，朕看其法。社學課表朕看過，雖有些寬松，然又貼合百信生活，須知許多十一二歲的孩子在鄉下已開始挑大梁了，黃昏準其課業結束，幫襯下家里，是一件好事。學問雖在學，然不宜古板。”
“那臣將這一份《社學教條》抄錄下來，發向各地先州府與社學？”
楊士奇請示。
朱允炆微微搖頭，道：“這份《社學教條》是不錯，但只三門課是不夠的，朕想在課業中加一堂課。”
楊士奇不解，解縉問：“雜學已在其中，之所以沒有明確說明，是因為雜學訓導太少，只能視訓導之才而定。”
訓導掌握了什么雜學，那就教導什么，會兵法教兵法，會農學教農學，會商學教商學，什么都不會，那也沒關系，國子監有課本，照本宣科總會吧……
朱允炆接過解縉手中的《社學教條》，提筆寫下兩個字：
蹴鞠。
解縉皺眉，提醒道：“皇上，蹴鞠不是學問……”
朱允炆沒有回答解縉，而是說道：“不僅社學要有蹴鞠，縣州府學、國子監，都需要加入蹴鞠課程，說它是課也好，說它是課余活動也罷，朕不管你們用什么法子，每十日教學，須有不低于三個時辰的蹴鞠訓練。”
“這……”
楊士奇有些為難。
國子監現在已經排滿了課程，還要分出三個時辰去踢蹴鞠，這個時間從哪里砍啊……
解縉不知道朱允炆怎么想的，蹴鞠這玩意又不是學問，踢再好也不能服務于科舉，實在是有些雞肋。
李-志剛保持沉默，事情不明，自己不懂，跟著祭酒表態就是了，他啥態度，自己就啥態度。
朱允炆知道這些人都是“唯學問”論的家伙，只好從荷爾蒙，不，是精力旺盛，強身健體，團隊合作等方面闡述，這才讓幾人明白，教育不能光“德”、“智”，還得有“體”。
不信看看朝廷官員的身板，如果舉辦一場文官與宦官百米賽跑的話，朱允炆敢肯定，百分之八十的文官是跑不過宦官的……
“一月份時，張博志、孫舉文曾提議社學、縣州府學獨立于地方，不受縣府管轄，直接由國子監或禮部管理，你們認為如何？”
朱允炆詢問。
解縉猶豫了下，道：“將教育從地方府衙中獨立出來，朝廷管控會更為容易，然教育畢竟是地方政績考核重點，受吉安府入選十優州府影響，各地興辦私塾之風大長，社學眼下又集中在移民之地……”
楊士奇也不贊同完全獨立于地方，提出反對：“張博志、孫舉文兩位先生是好意，也是為社學發展著想，但無論是社學、府學，畢竟建在地方，若完全脫離地方縣、府衙，很可能會導致一地主官不重教育，反而有害。臣建議在考核中尤其重教育一項，將其與人口、田產等視為第一考核項，以激勵地方更重教育。”
朱允炆思考之后，認為解縉與楊士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教育不與地方利益掛鉤，地方定不重視，完全設置教育部門直管各級學校是不合適的。
李-志剛提議：“皇上，雖然將社學、府學等直歸禮部不妥，朝廷卻可以明確社學出路，以安百姓心思。”
朱允炆笑了。
沒錯，社學、縣學等收歸朝廷直管是行不通的，但社學肄業之后進入縣學的上升通道是可以確定下來的，兩者并不矛盾。
至此，大明教育系統得到了完善，補全了洪武時期缺失的一角，朱允炆的大教育戰略終邁出了第一步。
社學（包括大明初級學院）、私塾、家塾，成為了大明初等教育的主力，縣州府學構成了中等教育，國子監一家獨大，站在了大明教育的頂峰。
然而在大教育戰略推動之后，朱允炆遭遇到了執政以來最大的國內危機：
旱災與澇災。
老天是不給面子的，哪怕是朱允炆仰頭看著老天，它也沒有賞個臉。
五月，鳳陽府大旱。
五月中，松江府暴雨。
一場巨大的天災，逐漸席卷而來，讓滿朝措手不及。
朱允炆坐在奉天殿，聲嘶力竭，下令戶部、工部全力運轉，朝鳳陽、松江府調撥大量糧食，與此同時，解縉去了鳳陽，茹瑺去了松江府，郁新去了蘇州。
內閣大臣一次出去三個，可見問題之大，情況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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