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那句話，三國首腦的會晤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會議召開的地點，也不是其中某一個國家自己就能做出決定的，而是需要三國進行協商。
而在上一次的德黑蘭會議期間，英美原本是將開會地點定在了開羅，但被斯大林同志否決了，這才改到了離著蘇聯很近的德黑蘭。而這一次，英美的想法是將會議地點盯在費城亦或是紐約，而斯大林同志則是堅持將會議地點盯在剛剛解放不久的雅爾塔。
如果按照正常情況的話，估計斯大林同志的要求是很難獲得英美認可的，但就像葛羅米柯所說的，因為美國國內的選情，尤其是在羅斯福被他的競選對手杜威抨擊為“老人”的情況下，估計迫切為了證明自己精力充沛的羅斯福先生，很可能會接受蘇聯的提議，將開會地點定在克里木。
聽了葛羅米柯的回答，維克托點點頭，正想再說點什么時候，卻聽對方搶先開口問道：“維克托……哦，我這么稱呼你沒有問題吧？”
“當然，”維克托笑了笑，說道。
“作為情報部門的負責人，我很想聽聽你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得到維克托的認可，葛羅米柯才接著說道，“比如說，美國的問題，具體一些，就是當戰爭結束之后，我們與美國人的關系將何去何從，如今這種同盟關系，是不是還能延續下去？”
維克托將煙卷捏在指縫間，輕輕彈了一下，彈掉煙頭上積攢的煙灰，思索片刻之后，才說道：“對于戰后聯盟與美國的關系將何去何從，我并不好給出一個定論，我只能說，如果將期望寄托于如今的同盟關系能夠在戰后得以維系，顯然是不太現實的。”
說到這兒，他吸了口煙，瞇著眼睛笑了笑，說道：“為了鏟除一只不守規矩的狼，熊和豹子暫時成為朋友，可誰又能期望這兩種同樣擁有領地意識的猛獸，可以在驅逐了狼之后繼續和睦相處呢？”
“是啊，就是這么簡單的道理，但有些人卻總是想不明白，”葛羅米柯玩味似的笑了笑，嘆口氣，說道。
“或許不是不明白，而是暫時不想那么明白呢，”維克托笑道。
就如今蘇聯國內的情勢而言，認為對德戰爭結束后，蘇美之間能夠保持良好關系的人并不少，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觀點甚至成為了主流，不說別的，就連斯大林同志都對此懷有期待。
但是，作為穿越者，維克托可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當然，這分清楚并不僅僅是來自于前世的記憶，同樣，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在維克托看來，戰后蘇美之間的對抗是注定的，只要這場戰爭同盟國一方勝利了，那么這種對抗就不可避免。做一個假設，如果這場戰爭中蘇聯失敗了，最后戰勝了德國的同盟國內沒有了蘇聯這樣的國家，只有英美兩個國家，那么等到戰爭結束之后，英美之間同樣也會出現對抗的局面。
說白了，所謂的美蘇對抗與意識形態沒有關系，與信奉資本主義還是信奉社會主義同樣也沒有關系，唯一有關系的，不過是國家核心利益之間的矛盾罷了。而這個核心利益就是霸權，就是這個世界誰來當老大，誰能說了算的問題。
在戰爭期間，同盟國與協約國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它的一切問題都還不到考慮的時候，而且，相信此時的美國，應該也沒有想過要成為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他們只是看到了希望。
但可以確定的是，一旦戰爭結束，曾經的世界老大英國人疲態盡顯，法國與德國盡相衰敗，日本成為了一片廢墟，處在這個新世界格局中的美國人回首四顧，最終會確定一件事，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那個蘇聯之外，已經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同美國相提并論了。
更加不巧的是，那個唯一能對美國產生威脅的紅色國家，還正在歐洲、亞洲，乃至全世界，積極推進他們的影響力擴張，他們似乎要將他們那一套制度推廣到世界各地，將全世界都變成了他們的勢力范圍。
在這期間，還有一個不甘心退出世界霸主舞臺的攪屎棍，在不停的渲染赤色威脅，在四處宣揚意識形態對抗的那一套理論，盡管誰都知道，這個攪屎棍打的算盤，就是“鶴蚌相爭，漁翁得利”，但對抗的想法卻始終無法從腦子里踢出去。
于是，就像維克托所考慮的那樣，戰后美蘇之間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沒有了杜魯門主義，也會出來一個別的什么主義；沒有了凱南的那份八千字報告，也必然會有別的一份同樣性質的報告；沒有了馬歇爾，也免不了會有個驢歇鼻。總而言之，該來的總是會來，這不是由歷史決定的，而是由人的本性決定的。
維克托也知道，在如今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內部，對于蘇聯與西方國家的未來關系問題，一直都有相互對立的兩派，一派就是認為隨著戰爭的結束，蘇聯與西方國家的關系能夠得到持續改善，而另一派則是悲觀論，認為西方國家顛覆蘇聯的企圖永遠不會變，隨著戰爭的結束，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敵對關系將會重新凸顯出來，更有甚者，對德國人的戰爭，只是聯盟所需要面對的戰爭之一，一旦德國人投降了，或許蘇聯馬上就會遭到西方國家的進攻。
沒錯，現在認為德國人投降之后，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立刻就會爆發戰爭的人，同樣是存在的，而且還有不少，為此，這些人提出主張，認為蘇軍應該加快向西推進的步伐，爭取搶在盟軍之前，將戰線推進到易北河，并在易北河構筑防御工事。與此同時，解放區的募兵工作不僅不應該削弱，還應該進一步加強，以備后續戰事的發展。
總而言之，就目前而言，對蘇聯與西方國家的戰后關系問題，樂觀的人太過樂觀，悲觀的人則太過悲觀，真正秉持著正確想法的人，其實并不是很多。
而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內，主流的觀點，則是偏于樂觀的，他們普遍認為，戰后聯盟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雖然不見得會多么好，但至少不會敵對了，換句話說，盟友們將來的友誼，還是可以稍稍爭取一下的。
為什么斯大林同志認為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對外情報工作，在重要性上，可以稍稍讓位于對內情報與反諜報工作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對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未來關系，是抱有一定期望的。
維克托甚至可以更進一步的考慮，為什么斯大林同志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沃茲涅先斯基的經濟政策？在這里面，或許同樣也有這方面的原因，這位領袖同志有些樂觀的認為，等到對德戰爭結束之后，蘇聯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或許不會再像戰爭爆發之前那般的復雜、艱難了。
一支香煙很快抽完，不過維克托也好，葛羅米柯也罷，兩人都沒想著直接離開，而是又湊在一塊閑聊了一會兒。
對于維克托來說，這是他第一次與葛羅米柯接觸，更是第一次彼此交談，在他看來，這位看上去很精神的外交官，言談舉止都很有風度，待人接物也很不錯，是個很不錯的年輕人。
而對于葛羅米柯來說，這同樣也是他第一次與維克托接觸，在他看來，這位深得斯大林同志器重的聯盟情報第一人，顯然也不像傳說中那么的冷酷無情，從某種程度上說，此人甚至有些過分的謙和了，與他交流的時候，感覺不到任何的壓力，就像是在與一個交往多年的鄰居閑談一般。
兩人之間的交流，直到克里姆林宮門口出現了斯大林同志的身影時，才宣告結束，兩人對彼此的印象還都不錯，分手的時候，還彼此考慮著將來可以多多接觸，說不定將來可以做個朋友呢。
此時的維克托并不知道，他與葛羅米柯同志在列寧墓下的第一次偶遇，竟然只是兩人頻繁交往的一個開端，當然，維克托更不知道的是，隨著他脫離對外情報工作那個舞臺，轉而負擔起對內情報與反諜報、意識形態保衛等國內工作，他的交際圈子也開始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將會出現在他的視野、交際范圍內，而這些，都是由工作的不同性質決定的。
當斯大林同志與各國使節代表們出現在列寧墓觀禮臺的時候，已經是上午臨近十點鐘了，約莫十分鐘之后，頂著頭頂灼烤的烈日，排成一個個方陣的德軍戰俘，終于出現在了紅場上。
此時承擔著安全保衛工作的維克托，已經回到了克里姆林宮的入口處，遠遠看著那些在廣場上走過的德軍戰俘，說實話，維克托還真有點重回歷史經典時刻的時空錯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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