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在波羅的海三國境內，那些生活在叢林外圍地區，有可能與游擊隊接觸到的人，都有可能是游擊隊的支持者，他們在為游擊隊提供糧食和庇護，他們不僅僅是游擊隊的同情者，還是支持者，因此，只要將這些人遷徙走，那些兇殘的游擊隊自然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突然。
維克托必須承認，貝利亞同志的這種提議，不僅是有效的，而且是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但話說回來，這種方法要想見效，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
“采取民族遷移的手段，在扼制當地民族主義情緒的問題上，向來都是行之有效的，”沉默了一會兒，維克托點頭說道，“這一點，已經在我們過去的工作中得到了明確的證實。”
他說這么一番話，無疑表明了他是支持貝利亞同志那份提議的。的確，民族遷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對那些被遷移的民族來說是殘酷的，且不說在遷移過程中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僅僅是一個離鄉背井，就足以令人感覺痛苦了。作為一名個體，維克托很樂意對那些被遷移的人表示同情，但是，當必須站在整個聯盟的角度去看待某個問題的時候，所謂同情心這種東西，是根本就不應該存在的。
當情緒上升到國家角度的時候，對某些人的同情，很可能就是對另一些人的殘忍，因此，對于政治家來說，要想表現自己的同情心，往往更需要看時候。
“除了采取民族遷移政策之外，我認為還應該利用多種舉措相互配合，以實現盡快剿滅叢林法西斯主義者的目的，”維克托接著說道，“比如說，加大軍事進剿力度，再比如說，可以派出若干個軍事行動小組，偽裝成叢林法西斯分子的身份，打擊那些為叢林法西斯分子提供支持的人。”
聽他說到這兒，斯大林同志眼前一亮，說道：“這個辦法不錯，以叢林法西斯分子的身份，襲擊那些為法西斯提供支持的人，這種方式，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壓縮那些叢林法西斯分子的活動空間，讓他們失去最根本的生存土壤。”
維克托提出的這個方法很卑鄙，當然，肯定也是非常有效的，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應該是非常有效的。
他指的是，可以安排一些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包括邊防軍之類的成員，讓他們假扮成“森林兄弟”游擊隊成員，采取“釣魚執法”的方式，與當地的普通居民接觸，先從中找出那些支持游擊隊的人，然后再對他們采取措施，并將一切罪責推到游擊隊的身上。
這樣的方法在剛開始的時候可能看不出效果來，但是時間長了，隨著受襲擊的普通人越來越多，恐慌的情緒就會蔓延開來，到了那個時候，即便是真正的游擊隊出現，也沒有人敢在與他們聯絡了。
“這方面的工作，可以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合作，以一系列的聯合行動來推進，”維克托繼續建議到道，“我想，相應的效果應該會很快顯現出來的。”
斯大林同志點點頭，顯然是認可了他的這個建議。
其實，維克托提出的這個建議并不新鮮，在剛剛結束的衛國戰爭中，德國人的黨衛軍就曾經用這種手段，對付過蘇聯的敵后游擊隊，同時，蘇軍的游擊隊也用這種手段對付過烏克蘭的民族主義游擊隊，戰爭嘛，總歸就是殘忍的，只要能獲得勝利，誰又會在乎手段是否殘酷。
似乎還在思考維克托提出的建議，斯大林同志往前走了很長一段路，其間都沒有再開口。維克托就在他身后半步遠的地方跟著，同樣也不開口，他知道斯大林同志是在思考問題，這個時候，他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安靜。
即將走到甬路盡頭的時候，斯大林同志停下了腳步，他低頭看了看手中的煙斗，發現煙斗里還有煙絲，便將它叼進嘴里。
維克托搶先一步拿出火柴，打著了一根，替對方將煙斗點燃。隨后，他遲疑了一下，最終還是從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煙，給自己也點上了一支。
“不管是波羅的海地區，還是烏克蘭，亦或是外高加索，”深吸一口煙，斯大林同志終于再次開口，他說道，“這些地方的騷亂，歸根結底都是一個民族問題，更進一步說，就是民族主義的問題，所以，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是我們所需要針對的對象。”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存在，既然是意識形態上的東西，就很難說它到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至少，在判定它的時候，是要看情況來決定的。
在維克托看來，隨著二戰的結束，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為老牌的殖民帝國都受到了沉重打擊，因此，那些曾經作為殖民地的國家，都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覺醒，并由此催發了一波民族主義的復興熱潮，其直接導致的后果，就是一系列民族國家宣布了獨立，擺脫了殖民國家的控制。
但在某些時候，民族主義也不一定是什么好東西，尤其是在其趨向過度偏激的時候，民族主義這個東西就會變味，就像雷日科夫同志曾經說過的那樣：民族主義，已經不是對本民族的愛，而是對其他民族的恨。在這一點上，不管是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還是波蘭民族主義分子，顯然都是符合的。
而對于蘇聯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言，就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民族主義的存在是有害的，莫斯科不需要借助某種特定的民族主義，來強化的這個國家的凝聚力，而且，單一民族的民族主義，也實現不了這個目的，相反，它只會破壞聯盟的凝聚力和國家安全。
聯盟需要的是什么？毫無疑問，聯盟所需要的，是與民族主義相對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講究的是本民族至上，而國家主義則是宣揚的國家至上，在這一點上，斯大林同志無疑是有著清醒認知的，甚至可以說，從列寧時期開始，聯盟的中央權力核心就始終有著這樣一個認識。
但有這方面的認識是一回事，如何將這個認識貫穿到國家的大政方針中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列寧時期，列寧同志先是反對民族主義，其后則是選擇了向民族主義妥協，而斯大林同志在民族政策上，似乎比列寧同志走的還要更遠，他不是選擇了向民族主義妥協，而是直接藐視了這個問題，或許在他的眼里，解決民族問題，也可以像解決其他一切問題一樣那般的簡單——哪個民族鬧事，就直接給它遷徙走，要嘛就是將鬧事的人投進監獄，所謂：一力破萬法，不外如是。
但維克托卻是非常的清楚，民族問題并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很多時候，暴力的手段并不利于解決民族矛盾問題，今天難得斯大林同志主動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倒是很希望抓住機會，表述一下自己的觀點。
“民族主義的確是我們的敵人，”先簡單一句話肯定了斯大林同志的立場，維克托接著說道，“您知道，我當年是曾經在西烏克蘭地區工作過的，并且長期與那里的民族主義分子作斗爭，對那些人，我有著非常深刻的了解。”
斯大林同志原地側了側身，面向維克托站定，顯然是等著他繼續說下去。
“在我看來，西烏克蘭地區......不，應該說每個地區的民族主義，都類似于宗教信仰一般，他們狂熱、瘋癲，不知所謂，”維克托接著說道，“當然，我甚至認為，民族主義的問題，可能的確與宗教有著密切關聯，就像在波羅的海三國地區，所有反對我們的人，反對聯盟的人，基本上都是新教徒亦或是天主教徒，而那些東正教徒則是站在我們這一方的。”
“哈，維克托，你的這種說法，恐怕不是阿列克謝一世所愿意聽到的，”斯大林同志笑著插口說道。
阿列克謝一世就是現任的東正教莫斯科大牧首，去年謝爾蓋一世病故之后，此人才接替上位的。
對于斯大林同志的調侃，維克托只是聳了聳肩，并不介意，他繼續說道：“正因為這些人的狂熱，我才有了更深的一層擔憂。”
“哦？什么擔憂？”斯大林同志好奇的問道。
“現在，那些跳出來反對我們的，不管是鉆進了叢林里的，還是藏到了深山里的，他們總歸都是我們站在明處的敵人，我們知道他們在那兒，知道應該如何去對付他們，”維克托繼續說道，“但問題是，民族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思想，它藏在人的腦子里，因此，我的看法是，我們或許還有一批藏在暗處的敵人，他們同樣也是民族主義分子，只是他們采取了另外一種斗爭策略，比如說......潛伏到我們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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