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樹人穿越之前，在學術圈里摸爬滾打多年，就總結過不少快速跟文人套近乎的秘法。
對付前輩文人，你就是要投其所好，說他平生做的學問多么有指導意義，是自己的人生指路明燈。那對方就算原本對你有些惡感，聽了這話至少也能扭轉回七八成。
而且如果對方有多本著作，你還不能挑最暢銷的來吹。
這種段子，在圈子里也是一再被人提及。
比如后世某知識二傳手平臺的創業者，就吹噓過自己早年結交易中天的經歷：當時，易教授已經靠百家講壇聞名遐邇了，而他還只是個小出版人，聽說易教授很難接近。
然后他獨辟蹊徑，說自己不是因為《品三國》而認識對方的，而是對教授某本早期作品推崇備至。對方立刻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引為知己。
因為一個人爆紅暢銷的著作，往往是被打磨地世故圓滑后、為了暢銷而不得不說點謊、昧點良心、爭取更大的受眾代入感。在桀驁文人真正捫心自問時，往往并不以此為傲。
早期作品卻灌注著一個文人的初心，是他不向銷量折腰獻媚前的思想體現，那地位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沈樹人剛才跟張國維送禮套近乎，看似短短幾句話。內中的心理學學問，卻是深不可測。
輕輕松松就把一個四十多歲古代老江湖的內心拿捏了。
這不是張國維閱歷不行，而是明朝沒有系統的心理學教程。專業算計業余，輸得不怨。
而且，沈樹人把話題引到“興修港務、疏浚航道、安置漕民、開挖桑基魚塘”之后，正好觸及了張國維早年的老本行，兩人越來越投機，很快就扯出兩個問題。
首先，是張國維覺得大家那么知己，再收那么重的禮實在不好意思，有違朋友之道——這不是他虛偽，而是真心覺得覺得不能坑沈家太多錢：
“賢侄對水利航運也非常精通嘛，老夫這《吳中水利全書》，能啟發賢侄的地方，實在不多，當不得如此盛譽，這重禮受之有愧。”
沈樹人聞言，也非常恰到好處地補充了一個理由：“世伯，書是死的，人的學問卻是活的。小侄與家父日后不僅要靠推廣刻印世伯的著作、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一旦遇到了之前沒經過見過的疑難，還得向伯父咨詢呢。世伯公務繁忙，若是不收下這些薄禮，日后咱都不好意思耽誤世伯撥冗指點。”
這話一擺，那就不僅是送“版權費”，還包括“咨詢費”了，張國維都忍不住有些飄然。
雙方越聊越投機，又自然而然提到“每年安置五六萬漕民”所需的巨大開支上了。張國維早年在三吳興修水利，對籌款攤派是最熟的，就建議沈家考慮鼓勵本地豪紳一起出點力。
沈樹人等的就是這句話，張國維提出后，他立刻打蛇隨棍上：
“世伯所言深合常理，如今百姓困頓，天下凋敝，朝廷要做點什么事情，確實不能再指望正稅撥款。
尤其是京城那邊沆瀣盤剝，凡是經過朝廷征收再下發的銀子，最后能得幾成實打實用到刀刃上？沒出京城怕是就被扣了三成甚至一半！
咱南直隸還算富庶，想做點事情也還能做，關鍵就是要鼓勵豪紳‘本地人繳銀子花在本地’，不讓京城戶部盤剝，若能確保如此，想來豪紳也能懂點道理，不至于抗稅！”
張國維剛才一直表情輕松，聽沈樹人說到這里，他也忽然有點酒醒了。
連安排在他左右倒酒布菜的柳如是、顧眉，他都目不斜視了。
他謹慎地捋著胡須，沉吟了一會兒才說：
“老夫也算在戶部廝混，雖然不在京城，卻也有京城的朋友跟我透些消息。賢侄此言，可是意有所指？聽說令尊去年臘月，就曾被陛下多次召對，可是為了那事兒么……”
沈樹人看了一眼左右幾個女人，腦中飛快思索了一下，覺得后面要說的這些話，還是沒必要避人，這樣反而還顯得坦蕩。
畢竟他要先跟張國維討論厘金政策的利害，這些學術性的話題，是事無不可對人言的。等聊到利益分配、仕途前景時，再把這些女人支開也不遲。
于是，他刻意坦蕩地從左側剛才還在唱曲的李香君手中，接過一杯酒，又從右側的卞玉京筷子上，大大方方吃了一口紅燜龍筋，這才說道：
“世伯不愧是關心國家大事之人，不錯，小侄原先和家父多次商議過厘金之法，家父也曾被陛下問起。
小侄以為，如今國家多難之秋，南方各省不是要安頓漕民、就是要圍堵流賊，確實該法外加稅。而征收厘金，是讓本地人安心、不怕錢被挪用的最好方法。
小侄也知道，這種讓人掏錢的諫言，會落下天下罵名，被士林豪紳唾棄。但茍利我大明江山，便是生死我等都能置之度外，何況區區榮辱！”
張國維今天還是第一次正式聽說厘金的建議，對細節也不是很了解。當下就謙虛地讓沈樹人詳細解釋一下。
沈樹人當然也不會藏私，趁機全面分析了一波，內容無需再贅述。
張國維老成持重，大致聽完后，不住地以手捋髯，思索許久，忽然問了個看似不著邊際、大而化之的問題：
“賢侄，你以為，我大明以田賦立國，不重商稅，這個基調可曾有錯？”
這個問題很敏感，如果早幾代人是不敢問的。不過如今都崇禎朝了，還是崇禎十四年。明朝士大夫對祖宗之法的僵硬呆板壞處，也反思得差不多了。
此刻旁邊只有幾個女人，也不會搬弄是非，評論一下也無妨，就算被錦衣衛聽到其實也沒事。
沈樹人想了想，很有擔當地說：
“小侄雖然才疏學淺，卻也略讀史書。愚以為，一部十九史，每朝每代，在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時，都會矯枉過正，寧枉勿縱，往往出于恐懼而不加詳細分析。
我大明重農抑商，反對商稅繁冗，自有太祖皇帝吸取蒙元重商而亡的教訓。但殊不知蒙元盤剝之重，主要是因為他們隳突中原名城、拆除城墻，變良田為草場，重商毀農，才至于此。
如果商農并重，且以商稅維持朝廷相當開支，如前宋之世，百姓生計自能儼然。有宋三百二十年，可曾有流賊能成如今燎原之勢？宋之亡，終究亡于外敵，而對百姓始終能控制，最后崖山能有十余萬人赴義，不亦可嘆。
我大明本該吸取宋人武德不昌之教訓，模仿宋人治民理財之善政。卻因為蒙元也重商、太祖又不讀書，最后矯枉過正，唉。”
張國維也是跟籌款工作和戶部打了多年交道，沈樹人這番剖析有多少含金量，他還是聽得出來的。
不過作為接受儒家傳統教育的文人，他對沈樹人話中偶爾表現出來的桑弘羊王安石傾向，還是略微有些警覺——
這已經不只是“張居正傾向”了，如果僅僅是支持張居正，在如今這世道也還好說。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也沒桑弘羊王安石那么重商。
張國維反復捻著胡子，目光忽然變得有些冷厲，拿出反對重商主義者最持重的態度，認真問道：
“看來，賢侄覺得，前宋之法，如果不遇到外敵，是可以實現讓百姓長治久安、不會改朝換代的了？可是商人重利，一味放縱，只會導致利滾利，富者愈富，貧者無立錐之地。
那些亡于土地兼并的歷朝歷代教訓，還不夠深刻么？以宋之能，縱然理財過于本朝，也未必能得長久。”
沈樹人笑了：“我沒說宋一定能做到‘沒有外敵就不會滅亡’，但是至少能比重農抑商的王朝反而緩解土地兼并的速度。
土地兼并，只是貧富分化的結果，不是重商的結果。天下錢財都是逐利的，有余錢就想錢生錢，自古皆然。如果抑了商，錢生錢的欲望只會全部堆積到土地上，所有錢都用來炒作田畝，窮人遇到災害就更容易失地了。
如果不抑商，如果允許錢往那些比囤積農田賺頭更大的地方投，敢于冒險的人自然會被沖昏頭腦，一擁而上。
田產之利雖低，但持有田產者，只要能有功名、投獻免稅，那拿田就是無本生意，只進不出，永遠不會虧本。利潤再低，也架不住數百年的‘復利’，最后貧富差距只會更大。
而天下別的生意，縱然利益再高，風險卻比買田高得多，有賺也有賠，經商還不能靠功名投獻免稅，賺的時候交了高稅，賠的時候朝廷也不會退稅，長此以往，反而貧富分化沒那么快。
不知世伯有沒有看過宋人的筆記，前宋時開封房價動輒數千貫數萬貫，都不用是什么豪宅，只是簡單的一兩進小院，這價錢比如今京城的房舍貴了何止十倍？
但是，前宋開封那些奢靡之物、商鋪房舍再貴，卻坑不到普通貧民，貧民只要不想去開封，愿意在老家安貧樂道，還是活得下去的。
重商，收高商稅最大的好處，便是把天下的冒險家聚攏到一起，誘之以巨利，讓他們自相圖害，能者上、庸者返貧，免得他們連種地的幾成小利都不放過，那才叫真正的與民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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