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
據老王自己講：北京解放后，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就“進不去了”，他感嘆自己“人老了，沒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為他是單干戶。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有個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此外就沒什么親人。
語文書插圖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車，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不老實，害了什么惡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見。有一次，他撞在電桿上，撞得半面腫脹，又青又紫。那時候我們在干校，我女兒說他是夜盲癥，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晚上就看得見了。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許是得了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們夫婦散步，經過一個荒僻的小胡同，看見一個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幾間塌敗的小屋；老王正蹬著他那輛三輪進大院去。后來我在坐著老王的車和他閑聊的時候，問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說，住那兒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給我們樓下人家送冰，愿意給我們家帶送，車費減半。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胡同口蹬三輪的我們大多熟識，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他從沒看透我們是好欺負的主顧，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
“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1）不知怎么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請了假，煩老王送他上醫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老王幫我把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我一定要給錢，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著說有錢，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
我們從干校（2）回來，載客三輪都取締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板三輪。他并沒有力氣運送什么貨物。幸虧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為“貨”，讓老王運送。老王欣然在三輪平板的周圍裝上半寸高的邊緣，好像有了這半寸邊緣，乘客就圍住了不會掉落。我問老王憑這位主顧，是否能維持生活，他說可以湊合。可是過些時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錢吃了不知什么藥，總不見好。開始幾個月他還能扶病到我家來，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了。
有一天，我在家聽到打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輪的座上，或抱著冰傴著身子進我家來，不顯得那么高。也許他平時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兩只眼上都結著一層翳（3），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里倒出來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髏上繃著一層枯黃的干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我吃驚地說：“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嗎？”
他“嗯”了一聲，直著腳往里走，對我伸出兩手。他一手提著個瓶子，一手提著一包東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雞蛋。我記不清是十個還是二十個，因為在我記憶里多得數不完。我也記不起他是怎么說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們的。
我強笑說：“老王，這么新鮮的大雞蛋，都給我們吃？”
他只說：“我不吃。”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后轉身進屋去。他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許覺得我這話有理，站著等我。
我把他包雞蛋的一方灰不灰、藍不藍的方格子破布疊好還他。他一手拿著布，一手攥著錢，滯笨地轉過身子。我忙去給他開了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過了十多天，我碰見老王同院的老李。我問：“老王怎么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時候······”
“什么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
他還講老王身上纏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溝里。我也不懂，沒多問。
我回家看著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為什么，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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