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VOC在投降書上簽字，一場波及了半個爪哇、蘇門答臘和馬來亞半島的戰事終于宣告結束。
對于已經占領的萬丹蘇丹國的土地，趙新并不打算還回去，因為統一整個西爪哇是他的既定目標。要知道中國古人對這種局面早就又過精辟的說明，那就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為了達到震懾其他蘇丹國的目的，趙新大筆一揮，按照另一時空的行政區劃，將整個萬丹地區劃分為北、南、中、西四個行政區，又將井里汶蘇丹國統轄地區劃分為兩個區，全部納入北海鎮統治。
隨后他又秘電何喜文，命他帶兵進入西朗的索羅索旺宮，解散蘇丹阿里尤丁一世的宮廷護衛，逼迫其退位，并派鄭文顯將其和全部家庭成員流放至西婆羅洲的戴燕，交給吳元盛看守。
于是曾經取代了巽他王國，統治區域橫跨蘇門答臘和西爪哇長達兩百四十一年的萬丹蘇丹國迎來了最后一擊。
光是滅了國還不成，宗教和經濟手段也要跟上。為此，趙新讓剛回到巴城的黃忠仝再次北上，前往廣東和福建地區招募僧人，他要在萬丹地區廣開佛教道場；而經濟就相對簡單了，萬丹的主要經濟命脈就是胡椒，這事讓巴城的華商群體負責就行。
亮出了獠牙的北海軍讓東南亞各地的土邦王公們心驚膽戰，他們終于意識到，北海鎮是一個比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還要恐怖的存在。于是蘇門答臘的亞齊王國、馬來半島的柔佛王國、天猛公、中爪哇的莽古尼卡蘭王國全都派出了自己的宰相，攜帶重禮來到巴城，請求獲得北海鎮的庇護，甚至成為附庸。
大批使者的到來，使得巴城內的兩家旅館住客爆滿，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里，隨處可見裹著頭帕的各蘇丹國使者，而那些穿著“紗籠”、戴著披肩頭巾的秀麗爪哇女子則更是讓不少人眼前一亮。
戰事的結束也使得巴城的海貿迅速恢復，截止1793年8月中旬，便有十多艘商船陸續抵達巴城，帶來了大量的絲綢、糖、茶葉和瓷器；商人們在將貨物銷售后，又瘋狂的在市場上采購清涼油、風油精、胡椒、丁香、肉豆蔻、象牙、珊瑚和檀香等貨物。
自1793年8月1日起，巴城的華人“公堂”改為“公共事務處”，隸屬軍管會，其原有的公共管理職能被全部拆分；民事和刑事裁定權歸巴城警署和法院，稅收權劃歸巴城稅務總署，僅保留了婚姻及出生登記、道路橋梁公共工程、墳地分配等民政職能。另外所有人員均由軍管會發薪水，并根據季度工作績效發放獎金。至此，由荷蘭人人創立并延續了174年的“甲必丹”制度走向終結。
實際上華人甲必丹的出現，是西方殖民者在自己與華人群體之間設立的緩沖區，并通過其對殖民地進行竭澤而漁的經濟掠奪。甲必丹的主要責任就是直接與商業行為掛鉤，通過包稅制，為殖民地建立賴以生存的財政基礎。
趙新取消了“甲必丹”制度，也就取消了“包稅制”，同時還打破了東南亞地區以經濟地位的高低去選擇任命官員的標準。也正是從此開始，顯赫的華商和大規模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對城鎮公共事務的壟斷控制權，取而代之的則是農會、工會和商會。
這里先說一下農會。畢竟十八世紀無論是東南亞還是中原內陸，農業才是經濟的主要構成。
在地方上建立農會并推行《農會法》，是趙新和陳青松等人醞釀了很多年的一件大事。考慮到爪哇島在土地面積、華人數量、人員結構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巴城并沒有完全照搬北海鎮的《農會法》，而是在經過了長達兩年的前期調查后，單獨制定了一套與內陸地區完全不同的行政條令。趙新打算將來在北海鎮所屬的東南亞各地都采用這一制度。
簡單來說，巴城農會在現階段的主要目標就是推廣新型作物和牲畜、經辦農技和養殖技術推廣、農畜產品供銷以及強制農民儲蓄等有關農業的一切事。農會在組織架構上采取三級制，以對應北海鎮在東南亞的總督區、行署、鄉村的三級行政體系，同時農會的法人由對應的北海鎮行政主官兼任，由此便將北海鎮的政府管理觸角深入到了種植園和鄉村。
在農會代表的選舉上，首先是由各種植園單獨召開農事小組會員大會，選舉小組長副組長各一人及出席農會的會員代表，推薦理、監事候選人；再舉行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理、監事；最后成立理、監事會，由理事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從會員代表中選舉總干事。
根據官方條例，只有直接從事農牧業生產的人才能成為農會會員。所有成員須繳納入會費--10北海元，之后每年5元。掏不出這個錢的可以由軍管會先行墊付，等獲得收成后再行扣除。華人農民當然不想交，可問題是不交錢就進不了農會，不進農會就拿不到新作物種子，收獲后農會也不負責購銷。
為了解決農會在成立初期經費不足問題，趙新通過軍管會一次調撥五十萬北海元，在巴城成立了一家專為農會成員員服務的信用部，也就是專門為農民服務的金融部門。除了向農民提供借貸，用于購買種子、工具、化肥外，還提供了存款和代收稅費的服務。
他打算以后農會盈利擴大后，便將宗族管理、農民的文化教育福利和健康保障這些都甩到農會去，北海鎮的官方只在總督區一級的監事會層面保持存在，以對整個地區的農業作物種植方向進行指導。
趙新現在每天忙的一分鐘恨不得掰著過，再也沒時間去海邊當什么草帽小子了。在大刀闊斧的對爪哇社會進行經濟政治經濟改革的同時，他還和鎮守膠東的孔紹安頻繁聯系，隨時關注著膠東的土改運動。
膠東四縣從去年搞的工作隊下鄉其實是卓有成效的，各地軍管會得到了大量的一手數據，基本上掌握了各縣各鄉的土地情況，對各家農民的富裕貧困度也做了分級。然而后面就沒那么簡單了。
孔紹安在得到數據后，一開始想的是要在十八世紀的中國來一場土改風暴，然而他很快就陷入了糾結；膠東地區雖然土地貧瘠，可因為海貿發達，文教興盛，絕大部分地主并不是什么土豪惡霸，很多人在接觸后讓工作隊感到無從下口。
其次就是因為沒有遭受外來文明的沖擊，民眾心態也談不上渙散。這年月的膠東老百姓都挺淳樸的，談不上有多少苦大仇深。雖然鄉村十分貧困，但儒家的“忠孝仁義”依舊是人們思想的主流。再加上北海軍打仗總是攻勢凌厲，清軍一觸即潰，鄉村也沒遭受戰火荼毒。所以對他們來說，天下換個政權就是換個皇帝，而自己依舊是種地納糧。
好吧，憑借超前的軍事裝備和技術，使得北海鎮不需要動員一支浩浩蕩蕩的百萬大軍就能打敗滿清，因此也無須通過土改風暴來獲得大批兵員去贏得軍事斗爭的勝利。
因為有了這個本質上的不同，想通過對鄉村地主士紳的斗爭，提升為對舊有統治階級的顛覆就不太行得通，于是地主階層也就無法成為與新政權對立的罪惡符號。孔紹安要是真想來場跟另一個時空那樣的土改斗地主的運動，很可能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
他這下麻爪了，實際情況跟自己想的不一樣，下一步該怎么辦呢？于是在今年的7月初，也就是農歷五月中旬的時候，孔紹安跟著運送士子參加科考的船回了趟北海鎮，專程去富爾丹城找了自己的老上級陳青松請教。
陳青松這些年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了農業上，所以對傳統中國的農村經濟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要知道無論是破產的底層農民還是士紳階層，北海鎮都有人可以請教。他很早就知道孔紹安會面臨的困境，而這些也將是北海鎮入關后普遍面臨的問題。于是他抽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好好和對方談了一次。
“.小孔，你去膠東也快一年了，你能告訴我封建時代的中國經濟結構有哪些特征么？”
“(⊙o⊙)…”孔紹安想了一下，隨即不假思索的道：“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還有呢？”
“封閉、以家庭為單位，還有就是土地被地主和官僚控制。”
“嗯，你說的這些都是書本上的。”
“陳老師，我當年歷史學的少，讀的是中專.”
陳青松點了點頭，他現在統管著北海鎮上百萬人口的吃飯問題，哪會記得這些事。
“你剛才說的都是大而化之的答案，我來說說自己的看法。滿清治下的經濟結構有三個重要特征，農業生產者的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生產資料占有者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結合，以及封建政權與工商業的結合。具體到農村，則是土地占有、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孔紹安感覺自己又回到了曾經的課堂，拿著筆在小本上奮筆疾書，全神貫注的聽著陳青松侃侃而談。
“咱們的封建制度跟歐洲的封建制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你看啊，貴族的領地不能轉讓，所以他們坐鎮農村莊園，憑借封建特權，用租稅等形式，通過農產品來剝削城市；城市中的商人和高利貸者掌握了貨幣權力，通過商業行為和高利貸在經濟上盤剝農村。這就叫土地權與貨幣權各自獨立發展。而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實質上是城市貨幣權和農村土地權的斗爭。
咱們呢，從北魏開始實行均田制那時候起，土地就開始自由買賣。那個，那個唐代的永業田就是可以買賣的。于是乎，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就化身三位一體，既控制了土地權，又控制了貨幣權，完成了從生產到流通的統一，所以地主階級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是主要的統治階級。”
“陳老師，我查了民政的一些數據，這幾年關內糧價急劇上漲，漲幅高達五倍之多。其中既有滿清和咱們打仗的因素，是不是也和地價上漲有關？”
“嗯。你說對了。”陳青松繼續道：“你能看出來這點，就說明你動腦子了。是啊，糧價上漲，地價上漲，這說明什么？說明誰擁有的土地越多，誰就擁有更多的糧食，也就能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這就跟咱們那邊囤房子是一個道理，爭購土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如此一來，地主經濟就會越發鞏固和壯大。”
孔紹安聽到這里，心中突然想起了和珅。都說和中堂億萬家財，此人名下有八十萬畝地，如今一畝好田至少十兩白銀，光這些就得八、九百萬兩。要是再加上每年的地租和產出呢？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
“小孔，你記著我下面說的。土地可以買賣這件事，給地主這個群體賦予了一種特有的生長機能。”
“生長機能？”孔紹安心說當過領導的人就是不一樣，遣詞造句都一套套的。
“對，盡管歷史上總會發生周期性的土地危機和社會動亂，對地主階層造成沉重打擊，但只要天下穩定，他們就能按照同一模式再把自己克隆出來。
你在膠東這么久應該知道，現如今土地交易能拆分出田骨、田皮，也就是將使用權、經營權、永佃權進行西細分，再通過“三位一體”式的經濟模式，地主經濟只會越來越強。我剛才說歐洲人用貨幣權這個摧毀土地權和封建特權的這個武器，在咱們這塊土地上，反而成了鞏固土地權和封建特權的武器。
我小時候書本上常說舊中國是‘三座大山’，一開始我也不懂為什么是三座而不是四座，總覺得軍閥也應該算一座。古人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也是這幾年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怎么說？”
“按我之前說的，終清之世，地主經濟和地主階級始終保持了強大的統治地位。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后，占據了國家財富最大部分的地主階級自然就成為他們尋求合作的對象；而當皇權統治岌岌可危時，為了保住自己的財富，地主階級也一定會跟殖民者同流合污。于是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后來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前身，這個階級又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系，從娘胎里就帶了軟弱性。這與三位一體的農村經濟發展是完全分不開的。”
(本章完)
網頁版章節內容慢，請下載好閱小說app閱讀最新內容
請退出轉碼頁面，請下載好閱小說app 閱讀最新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