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工作站是街道黨工委、辦事處的下屬單位，編制既非公務員編也非事業編，新安市創造性地發明了一個叫法：社區專職。社區黨委書記、工作站站長相當于正科級專職，此外有副職、站長助理、一般專職等類別，根據級別定崗定薪，薪資由區財政承擔。
除了這種被市里認可的職級外，還有編外干部、臨聘人員、網格員等類別。編外干部就是當年鎮屬企業改制或者破產后工人分流而來，一般都是要有關系才能下崗再就業，福利待遇參照公務員執行，大約為其80%核發，該項財政支出由各街道自籌。
臨聘和網格員的工資福利由街道自行承擔，待遇普遍不高，一般多為本地人。
臨聘人員其實就是合同工，根據學歷、能力和工作經驗等定崗定薪，比如，研究生學歷起薪每月要比本科生高1000元；網格員是福利待遇最低、上崗條件和工作要求也是最低的工種。
網格員一般是各社區工作人員里數量最多的，占據六成以上，是基層社會治理的最基礎力量。
龍翔街道因為人口多、房屋多、商鋪多，社會管理難度較大，每個社區人口少則一兩萬人，多則超過十萬，所以，工作人員逐年增加，有的社區工作站加上網格員超過100人。
這遠遠超過了市委市政府2007年印發的《新安市社區工作站管理試行辦法》里面的規定：每個社區工作站一般配備5至15名工作人員，其中站長1名，可根據工作需要配站長助理，但最多不得超過2名。人口較多、面積較大的社區，可適當增加社區工作站工作人員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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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基層政府機構的現實，也是全國政府單位的困境，天天喊著精簡機構、裁汰冗員，通知文件也發了一個又一個，然而事實上是，機構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龐大，負擔也越來越重。
這個現象與北宋后期、南宋機構越來越臃腫、官員越來越多的情況有點類似，到了一定程度就是權責交叉、多頭多線管理、效率低下。一個人干活，兩個人監督，三個人審查，四個人負責后勤和人事管理，還有幾個領導坐鎮指揮，最終導致，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可苦了基層干部。
原因無非有三：第一，人口膨脹，社會管理壓力加大，工作任務越來越重、考核越來越嚴苛，人手太少無法完成，不得不增加，同時不得不增加廉政和考核監督人手；
第二，政府工作越來越精細化、分類越來越專業，術業有專攻，為了提高工作成效，不得不招收更多專業人才；
第三是歷史周期率，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官方工作人員就會逐漸失去激情和拼搏精神，依靠奉獻精神的時代過去了，更在乎個人和家庭，所以，工作人員增加了，真正干活的人并沒有增加甚至是減少的，因此工作效率實際上是下降的。
言歸正傳，林巧茹自然知曉父母的遭遇，她一直壓抑著悲憤和焦躁，等到其他人都走了，再找刁冬陽討要說法。
林巧茹24歲，大專畢業三年，來社區工作兩年，臨聘，月薪到手不過3500元，她一直期望能考上社區專職，把工資提高到5000元以上，然而兩次筆試都過了，但面試失敗。林巧茹聽人說，要考專職，必須有領導打招呼，否則面試必敗。
她長相一般，有些微胖，身長腿短，除了皮膚白皙和年輕外，沒有什么值得男人覬覦的，可正是這兩點，讓刁冬陽心猿意馬。
一年前，在刁冬陽死纏爛打和威逼利誘下，她成了他的女人。
然而，刁冬陽并沒有兌現承諾，林巧茹依然是個臨聘。如今，涉及到林巧茹父母水果檔問題，刁冬陽承諾了不會拆除，繼續經營，這是林家最理想的結果，因為現在這個地方的攤位確實很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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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拆除，那么，刁冬陽必須在新的菜市場給他們家安排一個最靚（最佳）的檔位，并且租用價格給予優惠，拆遷補償費用給到15萬。
刁冬陽饞她年輕而白嫩的身子，當然也怕她狗急跳墻，鬧到他家里面，于是就答應了她。她也爽快地在辦公室和他啪啪啪了很多次。
結果呢，刁冬陽什么都沒有幫她辦成。
林巧茹終于意識到自己可能被騙了，刁冬陽就是個渣男領導，騙了她那么多次床笫之歡，倒頭來，自己人財兩空，而父母又被關在了拘留所，如果再被拘留幾天，攤檔生意就沒法做了。
老實說，林巧茹不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可越是這樣的女人，較起真來越可怕，甚至會魚死網破。
等到整個社區工作站人去樓空后，林巧茹關上刁冬陽的辦公室的門，指著他的鼻子，傷心地控訴起來：
“刁冬陽，你個大騙子！你口口聲聲說，菜市場不會拆，可還是拆了。那好，拆就拆了，你說會照顧我家，給我家攤檔最高15萬的賠償，現在呢，就5000元！”
“最高15萬，最低3000元，5000元不是最低的。”刁冬陽摁滅煙頭，站起身，笑容滿面地迎上去，試圖將她摟進懷里，后者一臉冰冷地推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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