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三十歲。
照例，每年的生日，寫一篇隨筆。而立之年，該寫點什么，到今天上午，也還沒什么概念，不是無話可寫，實在是可寫的太多了。不久之前我跟人說，人在十歲的時候看自己，你是十歲時的自己，二十歲的時候看自己，你是二十歲的自己，到了三十再看自己，你會發現，十歲的自己、二十歲的自己加上三十歲的自己，都站在一起了。他們留下那樣多的痕跡，分也分不開。
那么，我就有三十年的事情可以寫了。
往日里我想盡量寫點輕松的，又或者是務實的，不難理解的，但后來想想，今天的開端，寫點形而上、假大空的吧。
說三個概念，合并起來，或許便是大部分的我，期間有些古怪的、中二的東西，若看下去，會理解其原因。
其一：
2014年年底，我去北京魯迅文學院參加了兩個月的學習，其中有一節課，是由北大的戴錦華教授過來講課，期間戴錦華教授提到一個概念，她說，在文字的源起過程里，中國的文字，是表意的，歐洲的文字，是表聲的。這是兩者的差異。
戴錦華老師在北大研究的并非語言，她研究的是電影、大眾傳媒等方向，提到這個概念，應該是因為內容稍稍觸及，隨意說過去而已。對這個概念我在從前也有聽說，講課結束之后，照例有個提問時間，我初到魯院，舉手提問，問題大概是：文字存在的基本意義，是傳遞思維，即將腦子里無形的思緒具現化，傳遞給他人，使他人得以接收，在《三體》和很多科幻作品里，也曾描述過類似螞蟻家族那樣的整個族群由一個母體統治的族群，并且認為那是生物進化到高點的一個途徑，我們的文字，直接以圖形表達意思，而西方文字，先將意思化為音節，再用圖標表達基本音節，進入腦子以后，通過一套約定俗成的方法做譯解，這樣是不是多經歷了一道工序。這兩種發展的分歧，有沒有什么客觀因素，和發展的必然性。
這個問題是問得有些亂來了，因為與戴錦華教授的課程內容無關，只是在邊角料上挑了一個話題來做引申，戴錦華教授當時還愣了一下，然后說：這可能沒什么必然性。
我問：可能只是意外導致的差別？
她說：嗯。
關于這個問題，后來我有很多的想法，但在這里并不討論，我之所以說出這件事情，是因為，這個問題看似隨意，但對我來說，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隨時隨地都在腦子里轉。
語言文字對我來說，最具魅力的一項，為思維的傳遞。
我三十歲，沒有讀大學，寫網絡小說，至今也算不上真正的被社會所肯定了——當然，我去魯院學習過，參加過幾個不大不小的會議，我沒有入作協，我的成績，也只在小范圍內有傳，我也只是一個不上不下的網絡小說作者，但如果你一本正經地問我：“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可能會回答：“我做傳遞，思維的傳遞。”
《圣經。舊約。創世紀》里有一個神話，我一直很喜歡，在古代，因為人類沒有語言分隔，無比強大，同心協力，他們一同建造了巴別塔，試圖奪取神的權威，神沒有毀滅他們，只是讓他們所有人開始講不同的語言，然后人類陷入互相的猜忌和戰爭中，再也沒有能夠團結起來，巴別塔因此倒塌。
這真是無比簡單又無比深刻的哲理，人類的一切分歧和問題，幾乎都來自于彼此思維的不透明。我在二十七歲的隨筆里寫過野豬和道德的關系，在利益、道德、欺騙這個三角上，欺騙來源于此，由此也誕生了豐富多彩的人類世界，所有的喜劇和悲劇，所有的規則和現狀。
語言文字是補完人類的最重要途徑，它用于傳遞他人的想法、意圖，承載他人的智慧，無論是對科學規律的認知還是對人生的感悟，我們都可以通過文字進行積累，傳遞給后人，讓他們迅速地成長，而未必需要一件件的去經歷一遍，由此，當他們經歷同樣的挑戰，也許會做出更好的選擇，擁有更好的人生。
人類社會，因此獲得進化。
從我在二十歲出頭的時候第一次在村上春樹的書里接觸到“文字具有極限，不可能表達全部的思維”這個概念后，幾乎像是豁然開朗，此后十年——大約不到十年——我孜孜不倦去思考的，便是如何將思維轉化為盡量準確的文字，我丟掉華麗的連我自己都不明白的那些不必要的筆調，留下簡單的枝條，再將葉片變得繁盛，再進行修剪，如此一次次的輪回。到如今，在我繼續修剪這種筆調的現在，我三十歲了。
有人覺得我的文筆不錯，有人則不然。當然各有其理由。
其二：
說說我的性格。就我本身而言，我存在極大的性格缺陷。
這樣的性格缺陷，源于在接受教育時，經歷了錯誤的順序、進行了錯誤的構架。啟蒙的時候，爺爺教給我的，是非常正確正直的思維方式，后來我讀魯迅，念書的時候，我在作文上模仿魯迅的筆調寫東西，我的文筆不好，老師說我思想也不好，我很疑惑地想，我在抨擊壞事，為什么思想不好的反而是我呢？想通之后，這便是最初的分歧和格格不入——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的都經歷了這些。
接下來我經歷的是一個急速變革的年代，曾經有一個讀者在書評上說，我見證過當初那個時代的余暉，確實，在我小的時候，我見證過那個變革尚不劇烈的時代的余暉，而后便是劇烈的變化，各種觀念的沖擊，自己建立的世界觀，卻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了。再然后，由于家庭的困境，我放棄了大學，在我放棄大學的時候，知識在我腦海里也不再擁有重量，沒有重量，就沒有敬畏，我隨意地拆解一切，于是，所有正統的知識，都失去了意義。
我時常跟人說，所謂“意義”，來源于“儀式感”，我們小時候過家家，大家都很一本正經地商量碗筷怎么擺，人怎么就坐，喂飯怎么喂。我們清明節掃墓，跪下來，怎么跪，磕幾次頭——對于純粹的唯物論者來說，這些跟鬼神有關嗎？沒有，他們只跟我們自己有關，當我們一本正經地這樣做了以后，會產生“意義”的重量。
在最簡單的解釋里：當我們為一個事情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之后，我們心中會自動說服自己，做的事情，是存在意義的。
所以后來，一旦有些不想念書的書友跑來問我，要不要讀大學或者繼續學業的時候，我都會勸他們繼續，不全是為了知識，更多的是，為了讓他們在進入社會的時候，感受到他們自己做出的付出，感受到那種沉甸甸的東西，然后他們告訴自己：“我已經做好了準備。”
我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候進入了社會，然后我失去了一切敬畏，我認為所有東西都是可以用基本邏輯結構的，而我的腦子也還好用，當我遇上一件事情，我的腦子會自動回到幾千年前甚至幾萬年前，從原始的社會構筑邏輯，然后一環一環地推到現在，尋找這件事情的所有成因，若能找到原因，腦子里就能過去。一如我在三年前說的野豬的故事，道德的成因。
有一段時間我懷疑自己可能有著某種叫做阿斯伯格綜合癥的精神病，這類病人以邏輯來構筑感性思維，在我最不擅長與人交流的一段時間里，我甚至試圖以邏輯來形成一套跟人說話的準則……
毫無疑問，我嘗到了苦果。
若只是存在上面的幾個問題，或許我還不至于像現在這樣的寫東西。半年以前我看見一句話，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出色的作者最重要的素質是敏感，對于一些事情，別人還沒感到痛呢，他們已經痛得不行了，想要忍受痛苦，他們不得不幽默……
我常跟人說我毫無文學天賦，但大概敏感的素質是具備的。我有時候看我們八零后，走入社會之后，不知道如何是好，改變自己的三觀、扭曲自己的精神，在掙扎里，沒有人知道這些有什么不妥，直到某一天——大部分人——將金錢權利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視為成功的準則，不斷地追求，追求到了的人，又覺得不滿足，總覺得有什么東西卻是掉了，人們開始懷念曾經的青春啊、年少了，倒是導致了一大批《匆匆那年》的流行，但回過頭來，縱然金錢權力無法給自己滿足，也只得繼續追求下去。這里有些唱高調了，對不對？
有時候在試圖解構自己的時候，解構整個人類族群，放在整個地球甚至宇宙的時間上，然后看見風沙卷起，一個偶然的瞬間，畫出了漂亮的圖案，我們產生所謂的智慧，我們適應世界，改變世界，到最后毀滅世界，終將滅亡……找不到可以永恒存在的意義——這里又顯得中二了，對不對？
若是我十八歲的時候，想到這些，我的三觀尚未完整，那確實是可以改變的中二情緒，到我三十歲的時候，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那就是動真格的了。
這段東西，可能是關于終極的虛無主義命題，我其實不太想跟人探討。普通情況下它中二度爆表，羞恥度爆表，提一下它，也是為了走進第三點里。
陳述完這兩點后，我們走進第三點里：說說網文。
寫網文很多年，雖然在去到魯院的時候，我堅持文學并無傳統和網絡的區分，但事實上，確實是有的。有的稱之為傳統文學和通俗文學，有的稱為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我們姑且認為有這樣的分割。
我寫書很認真，至今我也敢跟任何人理直氣壯地這樣說。曾經有過作家的夢想——至今也有——只是對于作家的定義，已經有些不同了。
兩天以前，湖南省召開了據說五年一次但這次隔了十年才辦的第六次青年作家大會，我過去參加，碰巧湖南經視的記者采訪，當時也沒什么腹稿和準備，我是網文代表，說到網文的時候，我說，如今的網文或許不是文學的未來，但它的中間，包含了眼下走入困境的傳統文學所缺失的最重要的一環。
它們是：吸引力、說服力。
我以前定義文學，習慣性這樣說：傳統文學側重的是對自我精神的挖掘和思辨，網絡文學側重的是傳遞和交流。
在這個定義里，傳統文學對自我進行深挖，它的深度，決定了高度，即便有很多人看不懂，思想境界高的人能夠看出它來，他們在一種很高的地方進行交流，我并不認為他們沒有價值，恰恰相反，這些思想，可以說是人類發展中最為閃光的珍寶，我心悅誠服。
而網絡文學，更在乎研究的是，我們腦子里有個東西，如何傳到讀者的心里去。在網文發展的這些年里，我們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手法，當然，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良性的有不良的。網文，畢竟還是個良莠不齊的學科。
在魯院學習的時候，有一天，無意中跟一位老師在路上遇見，聊起關于分歧的話題，對方是個很好的老師，但對于網絡文學畢竟不甚了解，說起一些事情。我當時好像是說：我見過很多作者，他們賺不到錢，為生活所迫，當他們想用文字賺錢的時候，他們會一頭鉆進跟以往最極端的一個方向上去，將他們原本的思辨，全都放棄了。人都是會這樣走極端的。
對方說：但我們確實有很多作者，都是在這個社會不斷下滑的風氣里堅守著的，他們不是為錢，他們盡力地抵御了社會風氣的影響，他們的那些思辨，對于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沒有……
我當時腦子里蹦出來的第一個念頭是：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沖擊，導致精神文明的下滑，十幾億人受到的影響，難道說一句“盡力了”，就可以交代過去了嗎？或許有這樣的堅守的作者，一個兩個，都是可敬的，但是這三十年來，整個文學圈的頹弱無力，難道不是有責任的嗎？
文學才是精神文明的發端哪！
我沒敢說。
前天的采訪里，我提到最好的文學，籍著問，最好的文學是什么，我其實沒有太具體的概念，說：能讓人的精神真的得以圓融，當我們說：“你的生活里不該僅僅為了錢和權。”人們會真正的相信，它能擁有真正的說服力，它能寓教于樂，感染最大眾的人，而不是說完以后讓人覺得在唱高調，它能為一個人重塑三觀，能將前人的經驗真正的留給后人……
我說了一些，但當時沒這么有條理，恐怕新聞上也看不到吧。
科技將不斷發展，在科技中，有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區別，理論科學站在頂點，它賺不到太多的錢，但可以得諾貝爾獎，當它們取得突破，應用科學——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衍生出來。
精神不會大幅度的發展，關于精神的頂點，或者無限接近頂點的狀態，幾千年前就出現了。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這么一個東西，當我們理解了世界上的許多東西，并與世界取得諒解，我們精神得以圓融，不再痛苦，能夠平安喜樂，卻又不是消極的麻木。那就是精神的頂點，只是在每個時代，遭遇的事情不一樣，在每一個生命只有區區數十年的人身上，為他們編織和塑造三觀的方式可能都有不同，最終能達到這個境界的，可能寥寥無幾，但在每一代，這可能就是我們追求的頂點。
文學之中亦有一個頂點的類型，它們是理論文學，我們探索每一種筆法的運用，探索每一種新穎的寫作方式，有啟發性的手法，對于精神塑造的探索。這樣的東西，可以得茅盾文學獎，或者諾貝爾文學獎。在此之下，應用文學在它們的基礎和啟發上，挖掘自身的精神深度，以文字塑形，傳遞給他人。傳統文學和網文，皆在此范疇，有高深思辨者，研究的傳遞太少，網文的探索傳遞者，卻往往缺乏思辨。
這已經是一個擁有十四億人讀書的大國家了。在此之前我們經歷了大量的問題，曾經我是個傾向于公知思維的人，我向往民主這種狀態，到這一兩年里，我想，在如此快速的發展之中，維持著這個國家，回到世界第二的舞臺上，如果從歷史上來說，眼下這段時間，可能是難以想象的中興盛世吧，我心里的某一部分又開始為這個國家覺得自豪，某些狀態又回到五毛的位置上，至少有一部分，我們是可以肯定的，而我仍向往民主，只是對于民主的向往，更加復雜起來，民無能自主，談何民主？
但無論如何，精神發展，仍舊處于低潮之上。
這當然也是有說法的。要正確塑造一個人的三觀，是有一套方法的，在古代，儒家的方法持續了許多年，他們有了許多的既定經驗——我們且不說儒家最終的好壞，但要將某個人培養成某個狀態，他們的方法，已然延續千年——五四之后我們打掉了框架，新的框架，建立不起來，怎么去培養一個人，沒有成熟的體系。
就如同我學魯迅一般，我確實看見有些人不好啊，有壞人啊，為何我將他們指出來，我竟然成了思想不好的那個了呢？老師固然會說，我為了你的考試和將來好，但如此一來，精神體系的塑造過程，也就出問題了。
我們便時常在社會上，遇到種種格格不入的東西。
我們付之一笑，視若平常，總有一天，這些東西會點點滴滴的滲入你精神的細節里。有一次我跟一個朋友在飛機上聊天，他是土豪，但是說：“我最多的一個月，收入四百五十萬，但我還是覺得不踏實啊，我只能賺更多的錢，但賺多少才踏實呢？”
一個月四百五十萬，仍舊不踏實，對一些人來說，這是無病呻吟了吧？矯情了吧？但我想，這必然不是錢的問題了，他未必不知道，但仍然只能繼續賺錢。
無論貧窮或是富有，我想，我們這一代人里，都必然存在這樣那樣的缺失，我們去追求某種東西，但最終，追求的東西，都無法告慰我們自己，只有在最后的時候，我們感到焦慮和生活的重壓。
我想將我自己的問題歸結于三十年來文學圈、精神圈的無力上，在最好的期待里，我生活的環境，應該給我一個圓融的精神，但我確實無法指責他們的每一個人，我甚至無法指責文學圈，因為我們之前的損毀是如此之大。但如果擺在這里，當傳統文學圈不斷貧瘠縮水，他們講的道理，越來越無法打動人，我們只說“有人堅守”“盡力了”，下一代人的犧牲，如何去交代？
既然擁有那么多的好東西，為何不去自習研究一下娛樂，研究一下傳遞，在不妥協的情況下，盡量的感染更多的人呢？
前段時間，不知道清華還是北大，有一位研究網文的教授帶的學生在網站發文，一段時間以后不過數百點擊，俗稱撲街，他們大為詫異，一些新聞稿上表現出“我竟不能寫好網文這種低層次東西”的態度——當然，或許不是學生本人的表現，新聞稿挑事也有可能。但他們的基本態度，原本就錯了，若大學里能夠真心的將娛樂和內涵視為重要性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文學因素——我說的是真心宣傳，或許不到十年，眼下的網文圈將不復存在。
不過，對于上層人來說，這又是一個危險的事情，站在娛樂的一邊，又或是站在內涵的一邊，或許都很平常，唯有站在中庸一項上的主張者，也許最容易受到打擊。
然而這是十四億人的社會，十四億人的精神貧困，人們嘲笑家庭主婦看肥皂劇，卻從不主動去改變她——認為這個無法做到。擁有高端精神層次的人們高高在上，仿佛等待著有一天這些家庭主婦忽然喜歡上他們的東西，有可能嗎？人們走出學校以后，不存在任何學習的強制性了，精神貧困，也能過一輩子啊，只是某一天忽然覺得有些事情缺失了而已，世界變壞了而已，另一方面，甚至于學校，在塑造人精神的強制性上，都幾乎等于零了。
教科書上的道德文章，對于如今的學生，到底有多少能令他們心悅誠服的感染力呢？我有一天幫朋友看一篇論文（朋友不是作者），其中一段如下（不用仔細看）：
“高等教育處于教育的最高層，起著指導作用，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及水平，往往成為衡量該國教育發展規模和水平的標志，也是該國科學技術、文明程度和綜合國力的象征。一個國家的物質文明關鍵取決于該國科學技術水平，同樣，一個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高低關鍵在于該國教育發展的規模、水平，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和水平。因此，提高國家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水平……”
我不是要說這篇文論有多大問題，但確實有一點讓我頗為在意，這或許也只是作者的疏忽，但是……精神文明在哪里？我們談論高等教育的時候，為什么側重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只字未提呢？
如果用這樣的論文來以偏概全，我就過分了。但有一點其實是明顯的，高等教育對精神文明的塑造……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高。
我的那個朋友學的科目跟教育有關，我跟他談這個的時候，就說，我們的教育，恐怕正處在有史以來最大的問題當中，知識的普及其實并未導致人們教育水平的提高，因為在古代，教育二字，是要塑造人生觀的，要教孩子怎么做人的。如今呢，知識的泛濫導致權威的消失，一個十歲的孩子說一句中二的話，放在網絡上，會有一萬個同樣中二的人過來，抱團取暖。權威消失、正確也就消失了，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的任何觀念，都不會得到修正的機會，一個分歧的觀點，人們想坐哪就坐哪，不用思考，必然有一萬個人陪著你坐。這樣的人，長大會怎樣呢？
而我成長的后半段，也是這樣的。
學校只能傳授知識，沒有了塑造人生觀的力量，社會就更沒有了。原本可以用來塑造人的那些思辨和經驗，懸在最高處，為何不能將它們加上娛樂的一部分，將他們放下來，就像加了魚餌一樣，去吸引人呢？
于是到后來，我不再想去當那樣的傳統作家了，對于研究理論的，我仍舊敬仰萬分，但在其它方向上，我想，這一輩子的方向，也可以在這里定下來了，我就一輩子當個媚俗的網絡作者，做這吃力不討好的結合探索吧……
如果到三十年后，有人說，我的精神被這個世界塑造成這個樣子，你們是有責任的，我也只能說，作為十四億分之一，作為想要學魯迅的一個寫手，我也盡力了。
說完這么冗長的一堆廢話，有許多人要煩了，或者已經煩了。但無論如何，三十而立，這些或中二或傻逼或異想天開的東西，是我因何而成為我的思維根系，是我想要留在三十歲這個節點上的東西。
回到最初。
我三十歲，生活有好有壞，我仍舊住在那個小鎮上，我寫書，時常絞盡腦汁，時常卡文，但因為有書友的寬容和支持，生活終究過得去。身體不算好，偶爾失眠，輾轉反側。若在卡文期，生活便常常因為焦慮而失去規律。鎮子上房價不高，我攢了一筆錢，一個月前在湖邊買下一套房子，二十五樓，可以俯瞰很好的風景，一年以后交房住進去，我的弟弟，就不用擠在家里原本的陽臺上睡了。
我偶爾出去散步，若碼字順的時候，還能跑步鍛煉身體。有時候有一兩個朋友，有時候沒有，我最常做的消遣是一個人去電影院看新上映的電影大片，雖然開在小鎮最熱鬧的步行街，但電影院里很多時候還是包場，幸好我對于恐怖片并無興趣。由于整個生活圈子只在步行十五分鐘的距離內，我還不會開車，也不打算學車買車了，就這樣吧。
我對于朋友，時常不能真誠以待，因為腦子里念頭太多，用腦過度，接觸少的人，常常忘記，今天有人打電話祝我生日快樂，原本也已經是聊過多次的人，我竟沒有存下他的電話號碼，名字也忘記了。這樣的情況可能不是第一次，有時候第一次見面打了招呼，出門見面又問：“你是誰。”往往尷尬，每感于此，我想最為真誠的辦法，只能是少交朋友，于是也只好將生活圈子縮小，若你是我的朋友，且請包涵。
當然，關系牢固一點的朋友，也是有的，有時候會一塊出去旅游，放松、散心，但從不趕景點。不愿匆忙。
如此一來，似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
相對于我玩著泥巴，呼吸著水泥廠的煙塵長大的那個年代，許多東西都在變得好起來。我時常懷念，想起損毀的人生，在偏激和偏執中養成的一個個的壞習慣，但這一切都無從更改了。
所以，與其長吁短嘆、顧影自憐……
不如去做點什么吧。
此致
——
敬禮
憤怒的香蕉。
于三十歲生日過后的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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