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被官府管理屯墾不當、逼得鬧出抗稅起事，
那就算方以智動用武力，殺一批人成功壓了下去，那他的官帽估計也要受到嚴重影響。
也好在沉樹人不在期間，鬧事的只是投降的張獻忠舊部，這些人本來就有劣跡，所以只要能撲滅，沉樹人就可以壓住，不要往朝廷上報，權當是家丑不可外揚了。
不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事情，還是必須慎重做的，沉樹人著實重視這事兒，就跟方以智仔細復盤了一下。
方以智也是很無奈：“上個月，這些人鬧事的起因，一來是嫌我們湖廣這邊，對于安置流民的官屯，收租比例太高了。
咱武昌府到長沙府，定的都是官府授田、安置流民自行耕種的，五五開，收五成租子，為期數年，等戰事不緊張、軍糧不短缺了，自然會降稅。
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擁有田地的自耕農，自然不用繳那么高，只要按照正常國稅，加上朝廷定額的三餉比例收就行。
另外，對于需要種植玉米、土豆這些新高產作物的，不管是否從官府處獲取種子，都需要‘倒四六’加一成租子，官府拿六成——考慮到這些產量大，其實給農民留四成，保障他們不受其他盤剝，安心生產，也是能溫飽的，國難之秋開銷大，這也是沒辦法。”
方以智說的這些數據，沉樹人都是認可的。
明朝的正稅確實不高，加上三餉的話，如果沒有額外攤派，也不存在“權貴不交稅，攤派給沒特權的人加倍交”這種事情的話，百姓絕對都是能承受的。
畢竟要打仗嘛，不交那么多，軍糧哪里來。只要能把生產搞好，就沒問題。
長沙常德衡州三府，畢竟今年剛遭到過張獻忠的大屠殺，人口至少減半，就會空出無主之地供官府分配。
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沒有地主盤剝了，個人自耕農直接把租子交給官府，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所以，沉樹人捋完這些數據后，也是暫時沒能想通：“僅僅這個征稅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還給他們提供了一些農具，讓他們能盡快生產呢。難道他們原來做百姓的時候，承受的租子會明顯比這還少？”
方以智嘆了口氣，一副“果然你也被蒙在鼓里”的表情：“所以說，問題就出在這兒——后來平定長沙亂賊之后，我多方查問，深入了解他們早年在陜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陜西和河南，國稅和三餉固然是不會少的，而且因為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會被攤派得更狠。所以，在陜西，一個貧農要交給朝廷和官府的部分，只會比我們這兒更多。
但是！在陜西，自從天啟年間開始，甚至是早在萬歷末年，貧農如果是租種地主的田地，他交給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經比南方還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況下，百姓最大的負擔，其實是無地農民給地主的那部分，給朝廷和官府的應該是小頭。”
….沉樹人大吃一驚：“怎么可能？難道陜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么多？然后這些人在陜西見慣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廣就受不了了？！”
沉樹人覺得非常匪夷所思，這個說法絕對是超出了他的直覺。
方以智搖搖頭：“當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么多仁慈的地主豪強，靠的就是陜西自萬歷末年，就人口流亡餓死嚴重，漸漸地廣人稀。
豪強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戶不跑，只好減租子，吸引別的豪強地主手下的農民來種自家的田，于是地主之間互相競爭，農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來越低了。萬歷末年，陜西還只降到農六地主四，崇禎初年就已經進一步降到農七地主三了。”
沉樹人恍然大悟：
北方小冰期連年災荒，地廣人稀，那就是地主之間互相卷，搶著吸引農民來種自己的地。
南方相對災害少人民不逃跑，人多地少，那就是農民之間互相卷，搶著給地主種地。
人多卷人，地多卷地，
哪種生產要素不稀缺就卷哪種生產要素，此自然之理也，mks都說過。
但很快，沉樹人腦中，更大的不理解就冒出來了：地主都減租子了，陜西農民怎么反而更活不下去了呢？李自成張獻忠都從那兒冒出來的，這點總造不了假吧？
他也就自然而然把這個問題問了出來。
方以智也似乎早就料到會有此一問，直接拿出來一卷筆記，竟是孫傳庭的著作，估計是后世會被收錄到《鑒勞錄》里的吧，也有可能是《白谷集》，如今還沒有正式命名。
方以智把孫傳庭的書往那兒一攤，說道：“孫總督早年的筆記，我也讀過不少，其中提到他在陜西多年，籌措軍糧、督辦租稅勸農的前后始末細節，有些內容，我原本并不能解，現在才算領會了他的苦衷。
孫總督當年就曾好奇：為何自崇禎初年起，凡他到陜西各處，都看到百姓種地，從不修繕水利，地主想修，也組織不起。甚至百姓種田有不少人還完全不施肥，只是隨便撒種薄種，
不出數年，土地肥力喪盡，又缺乏穩定灌既，旱年徹底荒裂，沒了草木根系固定土壤，表層好土都變成浮土，來年水多了又把浮土沖走，然后就變成黃土、沙土。好地變成了爛地。
然后，因為地廣人稀，加上民無余財不怕遷徙，走到哪兒都不怕沒地種，少數刁鉆之徒，一塊地禍禍三年變成黃沙土后，就換個鄉縣當流民，沒人認識的地方，再偽裝成良善，找新的地主租地，再種一兩年禍禍完了再換地方。
說句良心話，大多數陜西百姓，其實一開始本性也是純良質樸的，他們也不想，但是少數耍詐刁民混在其中，官府又不能禁，而如果有人當了老實人，地主也未必能保證‘我好好施肥維護水利的田地，未來也能一直交給我種’。
….說不定他承諾施肥、承諾興修水利時，問地主要的條件是‘田租只收我兩成、或者三成’，地主一開始為了騙人種地時施肥、維護水利，假裝答應了。
可一旦土地維護好了，過幾年隔壁有流民過來，一開始開價更高，假裝愿意給地主四成地租，那地主說不定就‘可憐這些可憐人’，把好地換給他們種了。
原本在這塊好地上施肥、維護水利的農民，其‘永久租佃這塊田’的利益不得保護，久而久之，大家都只好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無論做農民還是做地主的，都是好人沒好報，老實的先餓死，最后近二十年大浪淘沙，陜西全剩黃土，良民賢紳也都餓死，越刁鉆越狠毒地越能活下來。”
沉樹人聽完這番長篇大論，才算是徹底陷入了震驚。他唯恐方以智總結得不對，還專門攤開那本孫傳庭的筆記仔細研讀對照。
許久之后，他終于確定，這一切，就是后世經濟學里幾個最簡單的效應：
對地主，那是公地悲劇；
對農民，那是劣幣驅逐良幣。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后世普通看官也都能懂：后世只要在農村待過的，或者至少在抖音上看過農民吐槽農業糾紛的，一般都知道這幾點常識。
在21世紀，一般國內租種一畝地，根據地的好壞，最便宜大概一年四五百地租，貴的好地，七八百近千都有。
但是有一種地，地租特別貴，那就是租去種西瓜的，幾乎在國內都至少要1500塊一畝每年。
這是因為現代西瓜特別能吸收土地里的養分廢料，地種過一年西瓜后，就要休耕一年，再輪作豆科植物固氮增肥恢復地力。再好的田，三年種一輪西瓜最多了，差的田甚至要六七年才能再種西瓜。
所以給瓜農的地租要特別貴，1500一年，為的就是把后續養地的年份的租金也提前收了。而最歹毒的騙子，往往就會簽約時跟出租方說把地拿去種別的，如果出租者疏于監管，他們就偷偷改種西瓜，然后只租一年，把地力榨干種廢后提桶跑路換地方。
沉樹人后世在抖音上刷到的那些鬧出大事的租地糾紛，基本都是違約偷種西瓜的。
而如今陜西存在的問題，性質上，其實就跟詐騙偷種西瓜差不多邏輯。一開始是少量擅長詐騙的奸徒，利用人口不足，用一個比較高的承諾地租，騙到好地來種，實際上用破壞式竭澤而漁的種法，過幾年就提桶跑路。
然后誰老實誰吃虧，老實人活不下去，最后被逼模彷。
說到底，是大明的法律太不健全了，官府對戶律的規范太粗陋僵硬，又沒有類似后來清朝那樣更完善的“永佃權”條款，也沒有西方的“地役權”條款。
有一說一，沉樹人雖然是皇漢，哪怕他穿越之前，對大明的情感也絕對碾壓清朝。但在經濟問題上，朱元章這個控制欲巨強又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實在是為大明遺禍了幾百年。
….大明的經濟治理，但凡有宋朝幾分之一的靈活性，鼓勵性，明確性，都不至于最后這個死法。
朱元章的仇商，對細分經濟權益的保護，太落后了。他還不讓改大明律，只讓加，以至于后世皇帝也沒辦法，而官僚集團又樂見其成，巴不得這樣和稀泥，給他們更大的操作空間。
如果大明的律法能管寬一點，細一點，多保護一些如今還沒被定義的權利，那這些情況絕對會不一樣的。
比如，官府要是嚴格執法，“農民跟地主簽了約，我保證每年種田都好好施肥，保證每年付出兩個月勞力維護這塊地區的水利灌既系統，那么你就得保證我至少能種這塊田二十年，不能中途因為別人承諾比我交更高的租子就換人換地”，確保落實到位。
這樣，就相當于是至少有了清朝完善程度的“永佃權”，農民不會擔心他在這塊地上付出的長期勞動、需要長時間才能回本的那些利益，中途被奪走轉走。
就好比后世，一個國家的法律，要規定店主承租了房子之后，在裝修折舊老化年限到期之前，房東不能漲租金，那這個國家的實體店商業才會有人好好干、用長期主義的心態去干。
如果允許裝修完了隨便漲租，那誰不想短平快賺快錢？竭澤而漁？當然是撈一票就提桶跑路了。
當然，權利義務都是相對的，在嚴格執法、立法，嚴懲“隨意轉租有農民長期勞動附加值的土地”的地主的同時。
對于那些一開始帶頭偷奸耍滑種地不施肥、或者類似于后世“詐騙式種西瓜破壞耕地的”農民，也要一碗水端平的嚴懲。
絕對不能因為他是農民，他就絕對正確，不懲罰——懲罰少數農民中的刁鉆奸徒，恰恰是在保護大多數農民中的老實人，讓他們不會被劣幣驅逐良幣。
因為如果刁徒不受法律懲罰，以后地主就會把所有老實農民都當成刁徒來對待、提防、提價。
就好比雖然后世法律不會懲罰“剛入職就懷孕”的人，這是合法的，但久而久之，女性就業機會選擇會被整體壓低。最后是大多數女人中的淳樸老實人為這些刁鉆的人的行為在買單。
也很難想象，21世紀承包土地種植的大戶，如果偷偷違約，簽約時簽的是種別的作物，低價拿到地，最后卻偷偷改種西瓜這種破壞性作物，告到法院的話，這種詐騙式承包者肯定會被嚴懲賠償。
沉樹人的出發，也無非是確權明責，定紛止爭，給老實人更多保障，同時嚴懲詐騙式出租和詐騙式承租。
想明白這一切后，沉樹人總算是捋明白了該如何解決，也捋明白了歷史上明末在陜西，在農業生產領域，究竟發生了什么。
沉樹人前世也看過不少明末的小說，陜西耕種條件惡化這個客觀事實，其實他穿越前就有所耳聞，但那些書里，往往把這事兒解釋為
….“陜西天災太嚴重了，農民不容易，收種比一比六七都達不到，也就是播種一斗谷子作為種子，年底收上來的還不到六七斗，本錢都撈不回多少，這還施什么肥？所以他們反得有理由，實在是活不下去了”。
這些史料數據是不是客觀事實？當然是客觀事實。
但是這么簡單粗暴寫的寫手，這種單一的解讀思路，為了討好農民出身的讀者來花錢看書，也是夠不要臉的了。
更關鍵是法律太模湖，執法太隨意，老實人沒有被法律保護的依據，最后不得不人人被迫刁鉆。一開始刁鉆的只是極少數，一小撮，最后大多數人被劣幣驅逐良幣逼出來的。
沉樹人就不怕得罪人，他從來不諱言，他就是要嚴懲那些帶頭刁鉆的人，哪怕他們是農民，他也不覺得懲戒了就違背了zzzz了。
“傳我的令，雖說該慢慢立法完善、以后嚴格執法，但亂世須用重典，最近出了這事兒，就要挑幾個典型先示眾一下。
年底這兩個月，在武昌府長沙府岳陽府，突擊嚴查，有沒有‘誘騙承租農民興修水利、勤加肥田’，但是最后農民付出勞動后，又把這些地以更高的租金轉租他人的地主。
凡是遇到了，就把典型抓來，直接從重治罪，能斬首的一定要斬首，而且要多示眾。
咱一碗水端平，欺騙侵害農民永佃權的地主，和承諾參與水利建設、承諾種地時施肥，最后又不修不施、詐騙式破壞性開發的農民，咱都斬一批。殺完人震懾完之后，咱再正式趁機宣布新的律條，申明各縣各鄉。
向那些原籍陜西的百姓解釋，我們這兒種地收租子收的高，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的地好，我們這兒維護水利、肥田的付出，有長期保障，別人不能隨便拿走，你不同意就不能跟你換地，能永遠種這塊田種下去。
所以，要把田當成自己的來愛護，不能用種兩年就流竄換塊地的心態竭澤而漁破壞地力。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產，放辟邪侈無不為矣！皆此之謂也！
一塊地，只有保證永遠是他租種的，他才會去好好保護！流民最大的危害，就是破壞了農民保護土地的積極性，只想著破壞地！
要是再讓李自成張獻忠這種沒有恒產恒心的鬧下去，百年之后，陜西就要徹底變成一片黃土高原了！”
沉樹人這番政策，可謂擲地有聲，也是把方以智聽得佩服不已。
估計后世要是讓沉樹人這種人來立法執法，那么別人裝修好店鋪后隨便漲房租的房東，和低價騙租土地后詐騙式改種西瓜的瓜農，都會被他嚴懲吧。
他很公平，刁鉆的出租人會嚴懲，刁鉆的承租人也會嚴懲，沒有偏向任何一方。
——
ps：今天這個問題也不是想翻桉，就是看那么多明末文沒把流民破壞的經濟學原理說明白，不吐不快。
不小心一章就五千多字了，不好拆，那就不拆了，今天就這樣吧。
我的行文已經盡量四平八穩，甚至因為為了四平八穩而有點啰嗦反復強調了。但我知道按流量調性，肯定會有人噴我不體諒農民的，我也認了。
這是個復雜的世界，一碗水端平，把兩邊的壞人都指出來，往往結果就是兩邊都得罪了。說真話就是這下場，好在我成績差我認了。
說句難聽的，我原先在一些物權法理和經濟學原理問題上的論述，經常會出現“承租的租客罵我偏向房東，出租的房東也罵我偏向租客”。
一個人能同時被出租既得利益者和承租既得利益者兩方一起罵，也是本事了。
搞得我都懷疑，是不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既得利益者了，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是虧的一方，是弱勢群體，所以才要反噴我嘛。
國姓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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